那么，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旅行”这一社会行为的？就以三个现代中国作家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为热门话题的。北大英文系高材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1935年开明书店版散文集《泪与笑》中，有一则《途中》，大意是说，我们平时都很忙碌，只有在路上，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步伐是悠然的。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在这个意义上，车中、船上、人行道，这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可惜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当废纸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人生、亲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诗意，像雨雪霏霏，杨柳依依，都很浪漫。这种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中外书名，说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为骨架的。跟爱情一样，旅行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另一个著名散文家，也写《旅行》，可他把话倒过来，称“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我说的是梁实秋。这篇《旅行》就出自他四十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中国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为“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朋友见面聊天，很容易相谈甚欢；可长途旅行就不一样了。太脏了不行，洁癖也不行；睡觉打呼噜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头滑脑不行，呆头呆脑也不行。“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换句话说，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价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调整心态——包括对旅伴的要求。

　　说到旅行者的心态，我推荐冯至的《山村的墓碣》。这位北大德语系毕业、后曾留学海德堡大学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四十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间就收录了这篇《山村的墓碣》。文章很短，说的是德国和瑞士交界处，到处是山谷和密林，林径中有一墓碣：“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蜿蜒的林间小路，静静地躺着一块墓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消逝，一段旅程的终止。那人是谁？因何死去？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这就是人生，或万里无云，或波涛汹涌，最终都将消失在旅途中。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乃诗人对于“在路上”这一人生境况的体会与思索。

　　读书人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的。这一点，古人很清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曾借助“上路”来求学问，交朋友，并传播自己的名声。可是，“行路”不一定非跟“读书”结盟不可。某种意义上，“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不说诗文，就说绘画吧。在中国，山水之所以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观”。不妨欣赏宋人范宽《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关山行旅图》，以及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表现的对象是山水，题名却都是“行旅”，就因为旅人的眼光赋予了山水审美的意义。旅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景观也并非简单的地貌，二者相逢，互相对峙与对视，方才有所谓的“风景”。重峦叠嶂，山路蜿蜒，中间有一赶路人。别看这小人在画面上很不起眼，却是点睛之笔。好山好水，好树好屋，可观可赏，可居可游，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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