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的方案还是十分保守的，当然思想的大胆又是与大跃进年代15年左右赶超英美的目标合拍的。

　　再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全国南北规划建筑界人士参加“毛泽东纪念堂”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案的征集。“纪念堂”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日报》正式公布的名称，之前一直叫“陵墓”。当年有一个十分“敢想敢干”的方案构想：将天安门城楼改建为毛主席瞻仰厅，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社稷坛(今中山公园)辟为陵园。此方案对故宫三大殿并未触动，但总体格局的变动也太有“创意”了。近年有毛泽东三过故宫而不入的轶事之说。我想毛泽东身后有知，怕也不会同意那个“敢想敢干”的方案。此方案出自一位建筑设计院的领导同志，当然主要是想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

　　还有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涉外旅馆建筑十分稀缺，美籍华人陈宣远投资和设计的位于北京城边一座美国乡村式的旅馆，以其朴素的风韵、低成本的收入、快速建成、快速回收引起业内外人士的感叹。于是有人琢磨了，何不将故宫改建成一个千间客房的涉外酒店，1000个自然间是国外旅馆经营宝典里很叫好的标准规模，而故宫号称九百九十九间房，装上水电，安上马桶，事半功倍。对于老外，倒不在乎让他们受什么阶级教育，而主要是可以满足他们对中国帝王生活的好奇和窥视心理……

　　幸好这些创意，终未成果。

　　故宫犹在。但被建筑学家林徽因先生称作“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的北京却未能保全，我们还是在和平建设中失去了太多。

　　人们理解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失去了不应失去的东西。有了反思，引为教训，希望不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但今天的人们是否想到：再过五六十年，我们的后代也许不理解或更加遗憾的是“以建设为中心”时期失去的东西，在规模和速度上变本加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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