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指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胜利。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象征，故宫文物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本身具有很高价值，更具政治上的意义，为任何珍宝所不能取代。

　　正因如此，一九四九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匆忙迁台时，特意将六十多万件南迁的故宫文物带走，并在台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从此一个故宫，有了两个博物院，国宝分离，隔着海峡守望。

　　乾隆书房“三希堂”中的三件墨宝，《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北京，《快雪时晴帖》却在台北；唐代怀素的《自叙帖》在台北，然而，当时为减重便携，用来装《自叙帖》的精美木盒却被留了下来，现存北京故宫；成周王铃是一对仅存的西周早期有铭文的青铜乐器，传世仅两件，一件阳文的藏于北京故宫，一件阴文的藏于台北故宫。

　　更有故宫博物院图书专家梁廷炜，一九四九年护送文渊阁《四库全书》到台湾,他的儿子梁匡忠则留在了北京故宫，梁廷炜的孙子梁金生继续在北京故宫负责文物管理工作，他每天上班都要从文渊阁门口经过，却已是书去楼空……

泰——两岸情满海峡

　　回顾台北故宫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百年诞辰，位于台北近郊外双溪的博物院新馆启用，蒋介石将其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当时的设想只是“交由故宫博物院使用”，将来“反攻”胜利，故宫博物院文物还将运回北京。

　　六十年来，台海局势风起云涌，柳暗花明。尽管国宝仍分置两院，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而逐步开展。虽然长期没有正式的交往，但多年来尤其是学术上的交流是不断的，两岸的研究人员经常互相参加对方一些学术研讨会，学术研究文章都曾在对方的学术刊物发表。

　　白驹过隙，两岸从全面隔绝到全面“三通”，轻舟已过万重山。如今，台北故宫是大陆游客的必访之地。随着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期的到来，两岸故宫人的梦想也终要实现。今年初，两院院长实现了六十年来首次正式互访，并达成了实质性合作机制，涉及人员互访、展览交流、文化出版、教育资讯等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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