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科生之间，自由变换角色。当然他们有几样“撒手锏”一直握在手中，“宪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自由”、“真相”是不能不提的，如果还能祭出几样“公民社会”、“公共空间”那简直就是完胜了”。
33岁的刘瑜在哥大与哈佛受过7年的政治学的学术训练，现在在剑桥当讲师，但她的时评，提供的不是翻译体的术语，而是细节——她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前司法部长要去当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为什么哥大的博士要辍学去当地铁售票员？金融危机是左派的错还是右派的错？热爱主旋律的美国人为什么会容忍低级下流的电视节目？为什么热衷于保护弱者的法令最终伤害了弱者？……
她说她的动机“并非要做政治判断，只是出于知识上的兴趣，和一个人的好奇心”。没有预设的立场，可观察的东西就多，她把民主当成是生活方式，从每一个细节里研究它运转的效果和引起的争议，所以她的文章里往往没有标准答案，这可能会让有的人不适，就像不戴游泳圈游泳，下水时会有恐惧之感，但时间长了，思想的肌肉会变得慢慢强健起来。
刘瑜写过小说，是地道的女文青一名，她的履历也确可归入精英，有才情的人多忍耐不住要卖弄，但她在这书里没有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嘴脸，也没有脂粉气，只用了白描式的手法来很“笨”地找事实与数据。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不同，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智力的不同，而仅仅是因为对事实掌握得不同”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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