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言不能用行政命令进行规范，并非说语言不需要规范。这一规范权力在哪里？应该在民间。比如，字典的编篡，就是规范语言的最好手段之一。而在这方面，中国还处于“发展中”的水平。举个例子，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古典汉语的最权威辞典，收了5万多个汉字，53万条词组，几乎穷尽了6万个字左右的汉语。编者諸橋轍次，在1917年到中国学习时为汉字所苦，觉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等要么有字无词，要么对词缺乏界定。他两年后返日，带回20本汉字的笔记，到1925年应大修馆之约请开始编篡，1941年首卷出版，但随后美军的东京大空袭把他的成果烧毁。战后重起炉灶，最终于1960年出齐。虽然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但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个人的努力始终是中心。中国只是到了1989年才把同等规模的《汉语大字典》出齐。而这还是经过总理过问，一个大团队专家学者集体的成果。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大部分西方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还都以《大汉和辞典》为古典汉语的最高权威，至今仍然不少人抱着这本辞典不放，不相信《汉语大字典》的权威。一个日本人学习外语的笔记，居然比中国举国家之力为自己的语言编篡的字典领先了几十年！

这样的例子，在人类文化史上层出不穷，向我们显示了一个人的意志和奋斗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伟业。相比之下，我们那一群专家，经过那么多年的研究，最后的成果就是44个汉字的整容？！这怎么能不让人有无聊之感呢？

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文字从媒介到内容都在变动。网络词汇、外来词汇，每天如滔天之洪水。怎么消化这些词汇？日本的外来语字典每年不停地出。中国的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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