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哲学家”，熊十力对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自有科学以来，其方法则谨严、精详、周密、准确，与其辅助感官之工具皆与日俱增，强之至也。”这也使得熊十力在肯定科学的作用和地位的同时，与传统的反智主义区分开来。但熊十力对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亦有足够的自觉。在他看来，科学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方面，科学方法的特质是“实测为基，分析为要”，它不能用来体认本体、发明本心。体认宇宙本体的方法是“思维术”，即用本心的天明“洞然旷观”——“外向的直观”；发明本心的方法是“返己体认”——“内向的直观”。体认人生本有之仁心（本心），发见内部生活的监督者，是科学方法所无能为力的。在熊十力看来，科学的有限性，不仅在于它不能作为哲学的方法，还在于它不能提升道德境界，庄子批评惠施的话“强于物而弱于德”同样适用于科学。所谓“强于物”，是指科学能有效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弱于德”则是指科学不能提升人生境界和道德理想。由是，熊十力认为，道家反知归玄，佛家反知观空，虽各有偏，但将“智”与“知”（识）加以区分确有必要。

　　熊十力的智识合一论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认为有区分智与识的必要，而且还在于强调智对于识的意义以及二者的辩证统一。他说：“知识固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反映，然知识之成毕竟有由内在的主动力深入乎物、了别乎物，方成知识，此主动力即吾人本心之天明，所谓智是也。”在此，熊十力指出了智性主体对于认识形成的能动性。与此同时，他还对“直觉”的价值予以充分肯定：“余相信一切学术上之重大创见皆自天机乍动而来，天机即是一点明几骤然开发”，“此一明几确是吾心天然本有的”，“凡为格物之学者，当其解决重大问题时必先之以假设，作假设时却只靠内心的明几，当下有所启示”，“纯客观的方法在假设作出以后特别重要，而假设造端时确是内心一点明几用事，易言之即智之事”。可见，熊十力将“直觉”视为“智”的主要特质，以此论证“智”对于获得“识”的功用和意义。

　　智识合一论将涵养智性主体以充分发挥智性主体的功能称为“致智”，“格物本乎致知（智）”。熊十力虽然受到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影响，但又对其有所批评：“阳明反对格物，即排斥知识。”“大学格物，朱子补传，确不失圣人之意，陆王甚误。”在他看来，“致知”的“知”应当指“智”，“良知”属于功用，不应视为本体。“致智”即是保养、推扩、发挥人的固有的先验“智慧”。依据“智”的特点，可将致智之方归纳为：反己、虚静、去私、用物。“反己”即反身内观，体认本心之明几；“虚静”即是为了发挥直觉的作用而进行的“虚壹而静”的修养；“去私”即克服种种不善习染以转化为善习；“用物”则是指致良知必须展现为认识、改造外物的活动。

　　智识合一论是建立在具有“世界哲学”意识的“哲学观”之上的。熊十力以这种哲学观去重新审视哲学的“定义”，认为哲学应有多种形式，并非如西方传统哲学认为的仅仅是爱智之学。爱智只是体现了哲学的理智思辨的特征，而哲学并不限于理智思辨。只有理智思辨，或只有内在体验，都不是完满的哲学形式；既有理智思辨，更有超出理智思辨的内在体证之学，才应当被视为哲学的正宗。熊十力以“世界哲学”意识“观”哲学，与“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保守主义”的哲学观相比，无疑更为通达、高远。熊十力吸纳印度与西方哲学之长以补中国哲学之短，又把哲学理解为超乎西方传统爱智的意义，在哲学观中融入了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元素。这种多元的哲学观，无疑是其世界哲学意识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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