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分散在城内各处的党政军机关，早已完成几次办公场所的更新换代，同时，也程度不一地通过就近圈地，完备了附属的福利和后勤支持系统。在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国家的岁月，往往周恩来亲自出面都无法做通“钉子户”的工作。今天的规划机关和专家的级别，想要让北京市内各个不愿搬迁的国家级机关尊重自己的规划，实在难以想象。

另一个使之变得不可能的事实是，今天的长安街上，几乎找不出可以腾挪的地段。1990年代，政府财力的大幅改善，使长安街沿线建筑的重新规划布局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当西长安街地段刚刚顺利完成部分成功规划案例，回过头，发现东长安街乃至东长安街延长线上，原本他们以为可以留待将来规划安排的地段，早已被各种力量先行一步占据。

理论上，长安街已经不存在变成一条集中行政机构的街道的可能性，相比长安街给人留下的强烈政治印象，这才更是现实的政治。

所以，将一生都投入到长安街的规划研究中的专家们，今天只能自嘲，他们对长安街的规划，只能是专门跟马路牙子、花花草草和出租车司机过不去。

不过，长安街虽然并非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街道，但长安街上各建筑的归属分布，依然最准确体现着中国当下的权力秩序。这条街道上，除了少数身份特殊的港资外，并无一幢大厦，属严格意义上的纯民间资本。而为之增加大量现代明快色彩的商务建筑，几乎全部是国字头的大型企业。

穿过这条“神州第一街”，仔细辨识其间象征性的政治和现实中的政治，或许就掌握了读懂中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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