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样的态度来解释家族的变迁和盛衰，笔者还是第一次遇见。他在电话里为笔者指路的时候，语气也是一样的平静:“您到了胶州路从我们弄堂走进来，会遇到一个大铁门，那大铁门你不要进去，而要走那旁边的小弄堂，进来向左拐，然后再向右拐，然后再向右拐，一定要找到后门，反正您若找不到号码就问问人家……”

　　当我走上他那摇摇晃晃的、阴暗而逼仄的小木楼梯时，才明白他的处境，那是一个躲在闹市一隅的、几乎是个被遗忘了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从外国报刊上翻拍下来的静安寺道台花园的照片，再举手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导师了。

　　在谈到这“风水”在“转”的过程时，邵先生讲了很多场景。他故意把悲凉的故事说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尽可能不让听者陷入伤心。他说1950年代，国家要把时代书局公私合营，或者派一名党员干部进来当领导，那时书局已与有关银行家共同主持，银行家们不同意合营或让党员干部来当第一把手。那时时代书局很有特色，出版马列主义的书，也出纯文艺作品。“但不晓得怎么回事，后来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文章骂我们书店，一周一篇长文，都是半版或整版的大块文章。他们这么一骂，我们的书店名声就坏了，办不下去了，只好乖乖地交给国家”。

　　讲到他父亲邵洵美到了晚年，肺气肿病很严重，家里被抄得家徒四壁，又被扫地出门，曾住在原先邵祖丞“顶”下来的一间房子里，父子俩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相依为命。那时多亏华东师大的施蛰存先生，每月寄五十元钱来，等于救老爸一命。“没想到后来，姚文元居然也救过我父一次。那是‘文革’以后揭批‘四人帮’时，报纸上登出了姚文元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包庇邵洵美。说是1968年，北京的红卫兵本来要把我父亲从上海拖到北京去批斗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居然是姚文元出来制止的，红卫兵没得逞，就是这么‘包庇’了一回。其实那时我父亲都病得快要不行了……”

讲别人还能具体，讲到他本人，总是一带而过。“我嘛，历史反革命，是沾了我父亲的‘光’，1950年代我父亲被抓进去时，我也倒霉了，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三年零两个月。我父亲放出来了，我也可以回家了。‘文革’中亦是批斗对象，扫地出门……”说到这里他不再深入下去。他不跟你谈细节，或许一扯开的话，“味淡”的气氛就会被破坏了。话头一转讲到他的亲戚:“我的情况还算是好的吧，命没有送掉。我的一个表嫂，‘文革’中从济南回上海，正碰上聂元梓组织什么‘南下兵团’南下上海点火，叫火车上出身不好的人都前去报到，我表嫂人老实，也去报到了，结果一车厢的‘牛鬼’，都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死了，家属去认尸时几乎认不出了，还是从那只在瑞士定做的手表上认出来的。”

　　他说的这位表嫂笔者也略知其人，名叫聂光锡，是我国老一辈的银行家、原中国银行副总裁聂其炜的女儿，她的爷爷是聂缉槼，是中日甲午之战时的上海道道台，她的祖母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曾纪芬，她的丈夫蒯世京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总工程师，她的婆婆是邵洵美的堂姐，即邵颐与李夫人生的女儿邵畹香，也就是那个致使上海“杨庆和”银楼倒闭的蒯太太。蒯世京的爷爷也不含糊，是清末京城里有名的清流蒯光典……“风水”转到聂光锡，已无甚光彩夺目之处了，她是个准家庭妇女，只因家庭出身有“问题”，竟遭如此毒手！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