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阁本乾隆五十年(1785)方抄完,是北四阁中最晚抄完的一部,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研究证明,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在某些方面文津阁本胜过了文渊阁本,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均有所补正。如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多了乾隆皇帝撰写的御制文一篇,《垂光集》有些内容则是文渊阁本所没有的等等。此外,全书经过了纪昀的主持复勘,如《资治通鉴释例》补抄入阁,《干禄字书》因存在错误则重抄入阁,有些书则补画入阁等。所以,文津阁本对前三阁抄本存在的一些讹误作了修正,在卷帙篇第以及文本内容上存在着差异。此外,文津阁本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的印章,说明至嘉庆时仍在补抄,这也是其他阁四库所没有的现象。
乾隆皇帝纂修四库与文化毁灭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清廷实行“寓禁于征”的策略,对于一部分有碍于统治即所谓不利于“人心正道”的典籍禁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文字内容进行抽换改易,如《辽史拾遗》把涉及“虏”、“单于”等词汇更改。(二)禁止某些版本流行,如《皇明从信录》卷端有朱笔题“瘟书”二字,令人不禁捧腹而笑,禁书犹如瘟疫,读之令人生病也。(三)康熙皇帝御批的书至乾隆修四库时反而成了禁书,如康熙《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续编》,乾隆真是禁书“到家”了,令人叹为观止。(四)劈版辱尸以彻底销毁,如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足见禁书残忍之一斑。除此之外,展品中的翰林院抄本和进呈本也是一个特色,很多是作为四库底本使用的,所以在这些底本上便有一些当时馆臣的校改痕迹,包括黄签考证、墨笔批改等,如《百正集》上面有“连写不空“的批改之语;《渔墅类稿》则有很多黄签,上面写满了诸如异文校勘等的考证文字,进呈的四库底本弘治间碧云馆活字印本《鶡冠子》上面也是贴满了黄签。
总结起来,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七部《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看,文津阁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当有所补正。
第二,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几乎每册均有校核纪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
第三,就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经学者核对录异,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与文渊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文津阁《四库全书》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已是海内孤篇。
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保存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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