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文的心里不免有些打鼓，脸上生出些疑惑来:礼花跟作战任务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我们这些刚进城的部队，从来也没有放礼花的经验啊!

　　张桂文首先来到独立208师。这是一支从东北第四野战军南下后留下来担负北京卫戍任务的部队。

　　他带上参谋耿树萍、刘竞生，坐上一辆吉普车，绕着紫禁城转了几圈儿，最后选定了六处施放“礼花”的地点:

　　以天安门为中心，在东侧的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空地上各设一个点。

　　围绕故宫和天安门广场设四个点:东南方是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邮政管理局大楼楼顶上；西南方是在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公会大楼楼顶上；东北方是在景山公园万春亭东边的山坡上；西北方是在北海琼岛白塔下面的山坡上。

　　真无愧军事指挥员的目光，他们选择了四个制高点。这样既有安全保障，发射升空又高，而且能从四面形成宏大的气势。方案上报到阅兵游行总指挥部，很快得到批准。

　　这六个点、六个分队之间的指挥如何统一呢?张桂文和参谋耿树平、刘竞生研究了三个方案:一是使用天安门广场的扩音器统一下达施放礼花的口令；二是在天安门指挥台上(东观礼台位置)发射一颗绿色信号弹，作为各点齐放的信号；三是一点发射，其他各点随之发射。当时也曾考虑由指挥台向各点架设电话线进行联络，但因线路跨越公共交通容易中断而作罢。

　　施放礼花使用的信号枪、信号弹，是从东北、平津解放后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美式装备获取的。预先，阅兵指挥所发了一封电报:《为检阅要照明弹信号弹》，并安排“放射信号弹3万发，另有探照灯配合照射”。

　　与此同时，苏联军事顾问通过苏军支援了半火车皮的信号弹，有红、黄、绿、白、紫等颜色，用俄文印在木箱上。当时，军区司令部没有专门的俄文翻译，只有军务处郭修业科长懂俄文，他曾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干脆就由他负责按颜色分类，搭配分发给信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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