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就会出现脱节和错位。20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必须意识到，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正因为这样，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有时候就有点隔靴搔痒，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不再仅仅跟汉学家们对话，而且还跟他们背后的那些“理论制造者”直接对话，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或印度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因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总结，就会带有更大的普世性，从而避免再听到大声的抗议——你的理论强暴了我的经验！
最后，再来说说清华国学院的“一”，也就是同一种传统。在刚刚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那个典雅的、由层层文字符号叠加起来的会议背板，使很多人都感受了某种特定“气场”的存在。而背板的最深一层，就叠印着陈寅恪先生悼念王国维先生的那段著名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这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传统！
在那块背板上，还有两种文字符号，其一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那也是老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所提，另一个则是饶宗颐为本院题写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可以说，这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对于那同一种传统的解说和发挥。
梁先生那句校训，一直是清华人的骄傲，也一直是清华人的修身之本。不过，考虑到梁先生提出的校训，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而突出一个做人的标准，那么清华国学院作为一个高等研究机构，则应当基于更高的标准，来进一步规范做学问的问题。所以，最终定下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八字，都涉及对学风的倡导与垂范，它们当然各有经典出处，这里也不必细讲，其实只要想到各自的反义词，就会想到它们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是针对“偏激”而言，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是针对“浮躁”而言，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在反衬“偏科”，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则在反衬“表浅”，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另一层重要的意思是，从梁启超先生在80年前为清华所题的校训，到饶宗颐先生于90高龄为国学院书写的院训，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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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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