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总是热衷于把我们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相比较——印度思想与西方思想、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等等。其实,东方各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更为重要:他们地域上接近彼此,思想上互相吸收。我和杜维明的对话在经历许多波折后终于实现,通过对话我了解到了杜维明的新儒家学派。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一同影响了这个世界近一半的人口,伊斯兰和儒家文明的对话不仅要探讨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之间的关系,还要探讨伊斯兰和儒家文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基于多种原因,有必要完整记述伊斯兰同中国从科技到天文再到哲学等很多层面的历史交流,其中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是双方的交流是世界文明史上最精彩的一页。而且,双方交往的长久历史对今天两种文明间建立和谐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而建立和谐的基础不仅是现实考虑。
杜维明: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我们不应该单纯地用“东方”、“西方”来看待它,而是应该用多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印度文明息息相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影响,中国文化现在会是怎样。唐朝时传入中国的波斯文化也对中华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也从未停止过对其他文明的探索和借鉴。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撰写的《清真大学》一书和另一位伟大的回族学者刘智所著的《天方性理》都让我们了解了伊斯兰与儒家思想。这两位穆斯林学者思想的重要性不亚于利玛窦,但他们的成果被很多学者所忽视。很多人都把文言文当做一门用来了解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特殊语言,而忽视了中国古代文本中对其他文明进行研究的材料。但其实很多中国古籍记载了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我们应该对此予以重视。另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人把阿拉伯文化的精髓介绍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怎么能兴起?更不用说启蒙运动和现今的西方社会了。总的来说,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大大得益于伊斯兰文明。因此,在21世纪,我们应该重新开始伊斯兰、儒家、印度等各个文明之间的对话。
卡赞斯坦:保守派主张,文明由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文化范式所组成,其核心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自由派则认为,可以用明确及无可争议的自由主义准则对人类行为是否得体或是否“文明”做出判断。我的文明多元观与这些看法是不同的。影响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一元论肇始于18世纪的欧洲。到了19世纪,关于文明单一性准则的一元论被奉为圭臬。亨廷顿为我们的时代重新拾起了这一陈旧的一元文明观。这种一元观在当今所有主要文明中,无论是美国、中国、欧洲、印度、日本、俄罗斯,还是伊斯兰世界,都大有市场。然而,相对于学术界来说,一般公众却很少注意到亨廷顿对于所谓文明冲突夸大其辞的事实。大量的分析评论令人信服地表明,冲突大多发生在文明内部而非文明之间。
持一元文明观的人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但他们所主张的一元论都隐含着知识上的误导性和政治上的危险性。我在此主张,文明是多元的。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历史来看,那种认为“西方”有着一成不变的集体身份认同、并在文化上一向具有凝聚力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多样化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西方的多元化是无可否认的。其他文明也是如此,例如,中华文明并不是围绕着无可争议的儒家文化或亚洲价值观凝聚而成的。事实上,同美国一样,作为中华文明内部多元性以及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反映,中国也经历了围绕着真理的论证而发生的各种冲突。
文明内部的多元性因其所处的大环境而得到了加强。这里所指的“大环境”,并不是国际市场或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这里所指的是“全球家园”,亦即一个承载人类知识与实践活动的全球体系。全球家园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不是一套统一的标准,而是一种对于人类共享的价值理念的宽松认知,其中包含着人类和而不同的辩证观。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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