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而季羡林先生颇赞许之，尝语余曰：‘不意吴晋间中印关系隐晦之事，有待抉发者如是之夥；凿险缒幽，仍有期诸来者。’”饶先生“自惭学非颛门，事同票友，摭拾丛残，徒供覆瓿”，能得到梵学专家季先生的赞许，也是颇为自得的。1994年，季先生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请，为《梵学集》参评第三届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写了推荐意见。其中写道：“饶宗颐教授，学术界泰斗。学富五车，中西兼通。对于梵学造诣亦深。曾在印度游学数年，从彼邦梵学大师游，对印度古代语言文化之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本书中所收论文，皆有独到见解。对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断更富有创见。能于人所共知又习而不察之处，独辟蹊径，发为文章，言前人所未言，予学人以无穷启迪。”评价可谓高矣。
1992年，饶先生被复旦大学聘为顾问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了一本纪念文集《选堂文史论苑》，季先生提交了《唐代的甘蔗种植与制糖术》一文以为贺。此书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有幸负责此书的编辑工作，也因此与季先生有书信往来。季先生此文是其尚未出版的大作《糖史》中的第一编第五章。据说，季先生写这部书的起因是他从敦煌一个卷子看到印度的做糖和中国做糖的过程。季先生认为：“糖是一种极为重要但又微末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部人类文化交流史，具体而生动，形浅而义深。”因此，他晚年倾全力于撰写《糖史》，通过大量地搜罗各种典籍里面的有关资料，探赜索隐，精细研究，终于完成了这部80万字的大作。他用这部力作中的一章以为贺，并亲自用放大镜细读校样（季先生致我信中语），充分说明了对饶先生的推重。
季先生和饶先生都不是只知埋首书斋之人，而是心系国事世事，有着丰富的人生趣味。1998年，季先生又应饶先生之请，为其新著《清晖集》（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作序。序中写道：“选堂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界大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为性情中人，有感于怀，必发之为诗词，以最纯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挚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先生自谓欲为诗人开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并世实无第二人。谨以高山仰止之心情，粗述个人之感想如上。”其实，饶先生的境界，也正是季先生仰慕和追求的境界。
以上列举了季先生对饶先生的推重之言。至于饶先生推重季先生的言行，自不待言，从他屡次请季先生为其著作作序就可概见。饶先生也曾应山东大学蔡德贵先生之请，为他所撰《季羡林传》作序。序中称赞季先生道：“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夸、不炫博，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竭泽而渔’的方针，借《易经·坤卦》的文句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咎、无誉’，又是‘厚德载物’的充分表征。”饶先生对季先生的评价，也可谓高矣。季先生去世后，饶先生有《挽季羡林先生，用杜甫长沙送李十一韵》诗：“遥睇燕云十六州，商量旧学几经秋。榜加糖法成专史，弥勒奇书释佉楼。史诗全译骇鲁迅，释老渊源正魏收。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可见，饶先生对“南饶北季”的说法也是认可的。南饶北季这两位大学者同时出现在学术舞台，当是一个时代学术发达的标志。如今，“北季”已逝，我们唯有祝“南饶”健康长寿，再登期颐，实乃学界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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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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