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的访谈录中，我提及：“正是由于交流双方的不平等，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很容易加进许多非理智的情感因素，不是‘东倒’便是‘西歪’，难于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心平气和的兼容并蓄中创造一种新文化。”随着世事变迁，谈论东西方文化，可以有此消彼长，也可以有自家的趣味与立场；但士生今日，无法回到那个拟想中的“纯粹的东方”。我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及军事实力激增，国人的爱国心及自豪感越来越强，与五四新文化人的批判性思维（比如“国民性”论述）相反，今日中国，容易过分夸大所谓“东方的智慧”。曾有外国学者善意提醒，说你们中国人真不会说话，说来说去就那么三句：五千年中华文明，很灿烂；两百年中华民族，很悲惨；三十年改革开放，很辉煌。想想也是，我们是否在谈论自己的历史及命运时，落入了某种既定的套路？
批评五四新文化人过分崇拜西方，对传统中国缺乏温情，这可以理解；但今日中国人，是否倒转过来，刻意凸显中国文化的魅力，缺乏必要的自我反省？在凝视、表彰、阐释“优雅的东方”时，多打几个问号，政治上如此，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如国学的提倡、文学史的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等，目前多有“甩开西学拐杖”、“走自己的路”之类豪言壮语。记得当年疑古思潮兴起，王国维曾冷冷地说了一句：“今之学者于古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不谈具体学说之是非得失，只是希望养成一种习惯，在挑战各种思想学说的同时，也质疑自己的“质疑”。
学会怀疑自己，越是处于顺境，越必须有这种自觉。这也是我在提及“东方智慧”时，特别希望表达的“不合时宜”的期待。
2009年11月16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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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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