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欲以蒙古字编成国书”，命令精通语言文字的官员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额尔德尼和噶盖推辞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 ”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 ”见二人仍然面有难色，不得要领，努尔哈赤接着又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亲)？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亲)？吾意决矣，尔等斌写，可也。 ”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础上，遵照努尔哈赤创制满文的基本原则，即参照蒙古字母，协合满族语音，创制了无圈点的满文，史称“老满文”。

新满文用10年才完成推广使用

　　老满文诞生后，完全借用蒙古文记录，存在诸多弊病，有时候写一个词，有几种读法，因读法不同，词义也截然不同，遇到人名、地名，困难更大。

　　于是，达海奉命改革老满文，老满文的改革时间是满族史研究中的疑案之一，史载有四个时间：天聪六年(公元1632)正月、天聪六年三月、天聪三年、天命年间。史载不一，莫衷一是。

　　天聪六年，皇太极命令达海等将满文加以圈点，以做区别。达海遵旨改造满文，经过改造的满文臻于完善,通常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

　　改进后的新满文，其推广使用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从现存的满文档案看，新满文使用初期，存在新老满文兼用的情况。截至崇德末年，在公文档案中才完全用新满文书写。新满文的推广使用，足足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至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

满文由盛转衰面临传承危机

　　清入关后，除满族原先居住的东北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宫廷各部门普遍使用外，派驻八旗满洲兵丁的全国各重镇要地也都使用满文。在汉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加之满族人积极学习借鉴，满文吸收了大量的音译汉语借词，大大丰富了自身的词汇，从而推动了满文的发展。这期间除满族使用满文外，与其相邻的或编入满八旗的达翰尔、锡伯、鄂温克等民族也都曾用过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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