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文典追随孙中山从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六七年的时间里，胡适正在美国留学，191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同年受陈独秀之邀，回国任北大本科教授。他到任后，与陈、刘虽是初次见面，但彼此心仪神交久矣！

　　那时北大文科是在景山东街马神庙的“四公主府”，校门往东有许多地方是教员预备室，一人一间，当时新派名教授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刘文典、刘半农等人，常聚集在这里备课；有时大家在一起谈天，或是讨论学术问题，这样天长日久地聚在一起，又由于他们这伙人多是出生于“卯”年，因此人们便把这个地方叫“卯字号”。

　　1921年11月，北大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胡适拟了一个计划，想要把有价值的古籍整理出来，每一种书成为可读的单行本。其中刘文典负责整理两部书:一部是《诸子文粹》，另一部是《论衡》。后来《国学季刊》成立编委会，胡又请刘文典担任该刊的编辑。后来事实证明，刘并没有辜负胡之厚望。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奋斗，刘文典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把书的全文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收集资料，博采众家所长，参与自己的研究心得，废寝忘食地进行校注，半夜躺在床上，若想起一条材料或是一个问题，便马上起来把它记下来，这样日以继夜地辛劳，最后终于成功，按计划完成了这部巨著的校注工作。

　　此书付印前，刘文典曾写了一封信，请胡适为他作一篇序，并向胡适提出具体要求，要求他用文言文来写，而不要用白话文。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的倡导者，以身作则，决不用古文来写作的(特殊情况例外)。这时却遇到刘文典明知故犯，要他用古文来为他作序，这不是在给他出难题吗？

　　胡适接到刘文典来信，时正在病假之中，为了不耽误友人出书，很快破例地为刘写了一篇文言文序。虽然如此，但他仍在文章中使用标点符号，而且还分了段落，这样既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同时对刘文典也作了一些迁就。因此，他的序言与刘文典的自序形成鲜明的对照。有趣的是，胡适的序文公之于世后，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人们都说胡适主张复古了。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刘也因此而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北大许多同事对他也刮目而视了。

　　胡适对刘文典关怀备至，在平时交往中常向他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经验，这是情理中的事；当然有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也是会有的。有一次，就在刘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后，刘曾向胡适说过，他还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是不肯拿出来的。胡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但他没有对别人说起过。后来可能在言行上有所流露，而又被一些好事者以讹传讹地传到了刘的耳里，于是引起了一场误会。刘对此甚感不安，因而写一封信向胡适解释:“总之，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深受你的益处，近来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又说:“你的性情素来是不存芥蒂的，都总可以原谅的罢？弟本想到你家里当面说开，又恐怕你或者不见我，所以才写这封信。你如果认为是不成东西，那就无法了。如果可以释然，务乞复弟一信，免得弟心里十分的难受啊。”胡适收到刘的来信，看过以后也感到不安，当即委托夫人江冬秀去看刘文典夫妇，当面向他们解释信中所谈之事全无根据；不料，此行未遇而归。后来胡适特意写了一封信向刘作了解释。胡适说:“你说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我确实有点怪你，但从来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过你，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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