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在明清时代是著名的商贾之乡。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根深蒂固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徽州民间迄今仍留存有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早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历史学家方豪就在南京收集到一些徽州文书。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后的政治运动，不少徽州文书因时过境迁而遭掷弃、化为纸浆或用以制作鞭炮。后经有识之士的呼吁，大批文书陆续被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发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商业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商研究愈益受到学界瞩目，这促进了对徽州文书的广泛收集。与此同时，随着民间“收藏热”的升温，徽州文书的流向更趋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散落民间的徽州文书面临着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除了文书实物的新发现外，徽州文书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再发现”，是指对文书研究内涵多向度的重新认识——亦即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人们将从狭义文书（即契约）的研究转向全方位民间文书的探讨，这一“再发现”，无疑将赋予徽州文书以更为丰富的内涵。

　　读书报：几年前，您发现的《我之小史》抄稿本两种，是目前所知徽州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写、自叙家世的小说，可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王振忠：《我之小史》系章回体自传，是一部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乡土小说。作者的叙事文笔颇为流畅，其内容从清光绪九年（1883年）迄至1925年，逐年记录了一个家庭的社会生活。作者詹鸣铎出身于婺源木商世家，阅历丰富，曾当过塾师，到过杭州和上海等地经商、游历，出入花街柳巷，进过新式学堂，并以乡绅的身份在桑梓邻族间排忧解难，参与晚清婺源乡间的地方自治。类似于此长达40余年、多达20余万字的连续记录，在以往的徽州文献中尚属首次发现，该书的发现，是近年来民间文献发掘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收获。因其内容的纪实性，对于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以及近代文学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读书报：“南忆新安郡，千山带夕阳”，您将这句唐人皇甫题赠诗人刘长卿的诗句提取出来用作书名，“千山夕阳”的意象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徽州文化的一种寓示和定位？

　　王振忠：“新安郡”为歙州（徽州）之前身，地处万山之中，徽州文化代表的是一种逝去的繁华，一种日渐消失的传统生活方式。日暮夕阳，与帝制时代晚期的明清时期寓意恰相契合，而夕阳映照下的千山万壑，形态各异，又与广土众民的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颇可比照而观。“斜阳残照”的意象，是对徽州文化的恰当定位。如今我们研究徽州，是希望通过对历史片断的缀合，尽最大可能地复原社会历史的原生态，追寻审美的愉悦和发现的欣喜。

　　（《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王振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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