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蜗居在8平方米的斗室中相依为命、相互体恤的缘故。祖母90虚岁那年因股骨胫骨折后感染病逝,父亲悲痛欲绝。
因议论“蓝苹”得祸
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社实行的是每周四干部下厂劳动制,即编辑、校对要到印刷厂去包扎书本、整理铅条、搬送印件等,有时也参加厂里的“毛校”。
大约在1963年前后,父亲到苏州河畔的一家印刷厂劳动。中午在食堂门前等候时,父亲和另一位同事闲谈,谈到电影,又讲到旧日的蓝苹,父亲用极平淡的口吻说了这样一些话:“我在抗战前曾经见到她一次,当时各界正在开展营救七君子运动,在锦江饭店的楼厅里召开座谈会,她也参加,衣着倒很朴素,穿着一件蓝布旗袍,戴了一副白手套,不像电影明星的样子。”父亲确实是个简单的读书人,自以为这番话对皇天后土也可以说的。当时的他,根本不知道对旧日的蓝苹,是连半个字也不能说的,更不知道有的“同事”、“朋友”,在关键时刻是不会把你当同事、朋友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本已进了“牛棚”,再加上“同事”揭发交待议论蓝苹之事,境遇更是雪上加霜,造反派疑心父亲既然说起蓝苹,便必然说到“前夫”,说到“前夫”,就会想到“后夫”,于是就逼问父亲。即便没有说过,只要是脑子里思想活动过也是反革命行为。他们让父亲写情况说明,继而开始大字报围攻,还先后四次抄家,把父亲积攒半生的珍贵古籍、字画、文物等全部抄走。因为此事,父亲和另外五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小集团”,父亲也被造反派勒令到农村干校养猪,接受改造。
“服劳役”接受改造的地点是在奉贤海滨的干校饲养场,分配给父亲的具体任务是倒泔脚、拾菜皮、找木材(燃料)。父亲每天推着一辆特制的大型泔脚车,按户倒清每个宿舍前的残汤剩菜缸,还要去食堂装淘米水。水盛在很深的水泥柜子里,要俯身用铅桶接盛到泔脚车中。父亲每天凌晨五时起床,冒风霜空着肚子去食堂。因用手套干活不方便,只得赤手用铅桶装好淘米水后又飞奔至饲养场,烧热后供猪早餐。严冬腊月,每当父亲将车拉回饲养场时,双手早就冻得僵硬,他就赶快将手浸在热水盆里,以取些微暖意。不多久,自然手上长满红肿僵硬的冻疮。“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中,父亲的手已经红肿僵硬得不能握笔写作,当然形势也不允许他乱写乱动的。
视写作为生命
父亲一辈子爱书如命,唯一的嗜好是买书,最大的欲望是写书。尤其到晚年,写作的热情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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