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二个特点是“诚”。他对诗歌翻译的爱，爱得很诚，诚到“痴”的状态。大家知道，钱先生原来是学医的，已经在一家大医院工作了十几年，他也很爱他的专业，而且已经初露锋芒，小有成就，出版了几本著作。但是，当他一旦受到诗歌翻译的诱惑，跌入译诗的怀抱，就像中了爱神丘比特的箭，如痴如醉，忘乎所以，不顾一切，再也不能自拔了，以致连饭碗也“去他娘”了！根据科学的说法，一个人一生当中，一般只开发出10％的智慧。能不能突破这10％的界限，开发出更多的潜能，就看你有没有一股子傻劲：忘了擦汗，忘了饥渴，对各种诱惑都感到漠然，唯有对他的工作对象怀着不可抵御的兴趣，这兴趣推动他爆发出攻克一切的能量和耐力。我认为，钱春绮先生就属于这种人。想想看，“铁饭碗”在我们国家是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因而是个很诱人的东西，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扔掉一个很像样的“铁饭碗”而自谋职业，这意味着你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得不到医疗保险，失去了单位和集体对你的保护，这在那个年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因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因此钱先生当时在这点上的表现，也是一个传奇。那么，钱先生为什么不要这个饭碗呢？医疗单位不尊重你的选择，但凭你五六本译作，在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另找一个饭碗，难道会有什么困难吗？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我想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按我的猜想，大概一个是为了换取更多的时间，一个是为了求得平和的心境。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个单位，会有很多啰嗦事：经常要开会，要参加政治学习，要参加政治运动，要汇报思想，有点事还得请假等等。正像存在哲学家萨特说的：生活是“粘兹”的，是“令人恶心”的。现在回过头去看，确实，这一切跟翻译到底有多少相干呢？因此，钱先生当时的断然决定是明智的，不然我们今天就看不到他那么多的译作，说不定文革中他还少不了挨批斗。
钱先生的第三个特点是“博”。关于翻译我向来有一个观点，认为文学翻译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外语掌握要过硬。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不过硬，那么“信、达、雅”的第一关“信”你就过不了。二是母语功底要扎实。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文学是一门艺术，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不仅语法要规范，词汇尽可能丰富，修辞还得讲究，从而使语言产生魅力。否则，你即使做到了“信”，却不一定能做到“达”，更不用说“雅”了。当然附带说一下，在对待“雅”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即原文是不是雅？如果原文不雅，你译得很雅，那就与“信”冲突了！三是知识要渊博。文学作品涉及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知识贫乏，就会捉襟见肘，有时还会出洋相，例如把蒋介石译作常凯申。四是悟性要好。文学是想象的事业，想象如天马行空，无所约束，尤其是潜意识的“内宇宙”更是千奇百怪。翻译之难，难就难在经常遇到一些疙瘩，一些“节骨眼”，让人煞费苦心而不得其解，这时常常需要调动你的悟性。悟性就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一种“灵感”性的东西。只有悟性能使译文传神。以上四个要素无疑钱先生都是具备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三点，即他的“博”。除了一般的知识丰富以外，他还表现在掌握外语的“博”。除了德文，他还通晓英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此外他还学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如果说，一般的知识丰富，不少人都能做到，多读点书就是了。但掌握五门外语，谈何容易！因为我自己也做过掌握四门外语的梦：英、俄、法和德语。我中学学了6年英语；大学第二外语是俄语；我夫人是科班法语。掌握四门有何难哉！不料，文革十年的荒疏，几乎连德文都忘光了！文革后，赶紧抢救饭碗，其他就顾不上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能改变这种独一无二的状况。可钱春绮先生也经历了文革，他为什么就没有荒废什么，五门外语门门在手呢？仅这一点，就让我非常佩服，也很惭愧。
对钱先生这样务实的翻译家来说，五门外语不是摆设。他是要派它们用场的。同行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人单靠我们自己的知识背景，是对付不了欧洲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学范畴内的知识的，我们必须依靠外语。一门外语就是一个得力的帮手。在这方面钱先生显然比我们尝到了更多的甜头。他不仅通过它们翻译了一部分德语文学以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多门外语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典故、术语和词汇。纵览一下他的翻译历程就会发现，他越到晚年，不仅译文越练达，越精致，而且注释也越多越详尽，以致诞生了钱先生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详注本。尼采的这部奇书，熔文学、哲学、美学于一炉，涉及到多门学科的知识，不加详注，则一般读者是很难完全读懂的。但以前的几个译本，有的一个注释都没有！有注释的也只有十几条而已，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而2009年出版的钱春绮先生的详注本，注释达1800条之多，约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除了田德望教授从意大利文译的但丁《神曲》那部创记录的详注本以外，我们德语文学的中译本中，迄今还没有见到第二部。这样的译本不仅具有阅读价值，而且还具有学术价值。钱春绮先生也因此堪称“学者型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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