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所举出的例子，有些确实属于该书不应有的疏失，但有些则可以商榷。对细节的批评需要细致查阅很多资料，十分难得。然而，如此“以点带面”的批评也可能造成一种满目皆非的假象，从而掩盖此书应有的价值，导致因噎废食的结果。因此，我不揣鄙陋，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说说此书的精彩之处，或许可以当作从另一个角度对顾文的补充。

　　该书的切入点，是将文人与“注重社会秩序、注重外在规范、注重群体利益、注重人格气节、注重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P5）的士人区别开来，从而归纳其本质特征：“文人重视个体生命；重性情；注重理想人格和精神意境的塑造和开拓；注重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P7）

　　这样的区分和归纳，此前的学者是很少去涉及的。在正式开始对魏晋文人的考察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人怎样一步一步从士人中独立出来，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作者将庄子视为中国古代的“文人之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庄子的行为举止、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都具有文人的内涵，而《庄子》的思想塑造了中国古代文人主要的性格特征。这些分析，充分揭示了道家思想对后世文人的深远影响，可谓“切中肯綮”。古代文人的道家情结和潇洒风采，就在这些论述中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作者讲述了魏晋文人的四个主要群体：邺下文人、竹林文人、西晋文人、东晋文人。这是全书的主体，也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其中令人击节赞叹的论述俯拾皆是：作者认为文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出现应该是在邺下时期，首发其覆。在论述魏晋人“向内发现自己的深情”时，作者举荀粲为例，目之为“古今中外的第一情种”，并认为是荀粲用自己的生命为后来“圣人有情论”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我心有戚戚焉；作者分析高平陵之变对名士的深切影响，让读者进一步理解嵇康的抗争、阮籍的苦痛以及向秀的“变节”；作者对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解读，不仅联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而且对二者所代表的文风进行了探讨；作者对庄园经济发展与文人生活的关系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魏晋风度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江南的山水自然美为何直到东晋时期才为人们所发现？对此，作者做出了独到的解释，令人信服……这些分析，作者都不是止步于“知其然”的程度，而是在充分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尽力寻找“其所以然”的所在：既探讨其原因，又归纳其特征，将纷繁芜杂的历史细节纳入有序的脉络之中。这就显示出了一位历史学者的专业素养。而全书的最后一讲，作者则将目光聚集在魏晋文人与琴棋书画的关系上，探讨了艺术在魏晋时代大放异彩的表现及其原因，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阅读该书，我们会发现，作为重点，作者对于魏晋文人阶段性特点的探讨和揭示是十分清晰的：竹林名士抗拒礼法、充满苦闷、重视超越、任情率性但又有一颗艺术的心；西晋文人的生活是最世俗的，他们的人格是最有缺陷的；东晋文人的生活逐渐情趣化、家族化、诗意化并从庙堂走向了山野。这是作者对不同阶段的文人特点的学理性概括，提纲挈领。

　　因此，该书并非一部什么“学术大跃进”的著作。尽管其中有一些失于查证的地方，但对于魏晋文人的整体研究，该书颇有精彩的意见（尤其是那些精炼的归纳），仍然是这一领域不可多得的著作。既然是研究魏晋文人，自然要涉及文人的许多掌故。在这些掌故的基础上作些合理的推测，作为课堂“讲演”应该是允许的，恐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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