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川秀树“介子说”与《庄子》

　　1949年12月，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因1935年首创“介子场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日本第一位诺奖获得者。而深厚的老庄哲学修养，则是他创造性直觉思维的文化背景之一。汤川与中华古籍有着特殊情缘：他从小就接受了外祖父每天晚上的“诵读”训练：先是四书，然后是五经、唐宋八大家、《十八史》，一直读到《资治通鉴》。他最喜欢《庄子》，从中感触到一种比较自由的思维方式；从《庄子》中，汤川读出对基本粒子世界的许多天才般的暗示；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擅长的直觉、模拟等思维方式；并直言不讳：他的介子理论与《庄子》“混沌”寓言有关。后来还从李白“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中得到感悟，提出了物理学上的“基元域”理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区域)。《庄子·应帝王》云：南海之帝名倏，北海之帝名忽，中央之帝名混沌。倏与忽常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厚。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于是始为混沌开凿七窍，七天七窍成，混沌却死亡了。此寓言大大激发了其想象力：难道“倏”与“忽”像两种基本粒子，“相与遇于混沌之地”，俨然是粒子对撞。而“混沌”可能是苦苦追寻的、更基本的粒子构造。《庄子》为汤川的自由想象插上了翅膀，并在眼前打开一个宏阔而愉快的遐想世界，于是捕捉到了“介子理论”这颗新星。他形象地比喻：我通过把“倏”和“忽”看成某种类似基本粒子的东西而自得其乐。只要他们还在自由乱窜，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直到他们从南到北相遇于混沌之地，这时就会发生像基本粒子碰撞那样的事件。混沌的无序状态，可看成把基本粒子包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汤川从“混沌”思想联系到“核力”研究，把“倏”与“忽”神奇地想象为粒子在“混沌”这个“基元域”的碰撞，于是成功地发现了“介子”理论。《庄子》为汤川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汤川为《庄子》张扬了逍遥的魅力。

杨李“不对等说”与《周易》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认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年底，吴健雄等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1957年12月10日，年轻的杨李满面春风地登上了斯德哥尔摩领奖台，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俩是最早获得诺奖的中国人。杨振宁获奖后说：“我怀疑德国物理学家拿波特的奇偶性意见，这和我40年代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做大学生时代念《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对的道理，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阴衰、阴盛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1964年2月，美国《前锋论坛报》科学编辑专文赞美杨李，指出李政道仍与中国历史和哲学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又说杨振宁爱好中国的《易经》和哲学，才使他能够有这种特殊想象力。的确，杨李对《易经》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一直在玩味着《易经》象、数、理之神韵，还琢磨着怎样用《易经》哲理，来探索某些物理定律是否可突破。20世纪80年代李政道讲学时，反复强调《易经》与量子力学相通之处：“在量子力学中有一条很根本的、很重要的测不准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的。测准了一个方面，就一定测不准另一方面。所以这些道理都和《易经》学术相近的。《周易·系辞》：‘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就指明白事物之理，并不是数字所能分能穷的。”杨李早期对《周易》情有独钟：一则因其母语为汉语，《周易》为汉语中群经之首、大道之原；再则，二人又是汉语语境中的知识精英，自然对《周易》钟爱有加，从中受到哲理启发，使其思维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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