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哲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远东盟军总部在组建国际军事法庭过程中，要求中国政府派遣一位精通英语、有国际阅历和国际法知识的法官。中国政府决定选派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向哲浚出任此职。但向哲浚考虑到从事起诉惩治战争罪犯的法官工作更需要经验和阅历，故推荐了清华大学毕业的师弟梅汝璈出任法官，自己则担任检察官一职。

1946年1月东京法庭筹备组建时，与美国等国拥有庞大的检察官阵容相比，中国方面的成员只有向哲浚及其助手裘邵恒两个人。尤其令向哲浚感到压力大的是，他去东京时只带去了一份中国政府认定的11个人的战犯名单。

中国检察官手头没有证据，加上在极其恶劣的抗战环境中，很难从事证据收集工作，尤其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战犯销毁了各种证据。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不证自明的，只需对其处罚就行了。然而，在国际法庭上，光宣布某人是“天下皆知”的战争元凶，因而判他死刑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向哲浚往来穿梭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在他的感召下，倪征、高文彬、周锡卿、吴学义、罗集谊以及张培基、刘继盛、郑鲁达、刘子健等法学专家和热血青年都加入了中国检察组。在向哲浚的带领下，他们冒着酷暑，在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中，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寻找战犯们犯罪的蛛丝马迹，夜以继日地翻译、摘抄、整理资料证据。经过7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收集到了足够证明各战犯犯罪的确凿证据。比如，向哲浚等从日本外务省密件中找出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外务大臣“打小报告”的长电，电文中反对日本派驻中国的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将溥仪放入木箱劫持到塘沽的计划。这一份长电，对证明土肥原挟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的罪行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京审判期间，向哲浚运用娴熟的法律和外交手段，将当时东京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季南请到了中国，陪同其对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使季南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了直接的感受，而且收集到了大量人证和物证，而这些证据对后来法庭审理上述两大事件以及相关战犯的定罪量刑起了巨大的作用。

向哲浚和美国检察官莫罗还先后出庭，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陷入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松井石根却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是“兄弟之争”，他们在南京的军事行动是有组织有控制的。通过收集到的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量暴行证据，向哲浚将松井石根的“无罪抗辩”痛击至全线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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