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并从中吸取了历代统治阶级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从而解决了一连串的社会实际问题，为其在政治生涯中取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
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科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而且对诸子百家也采取兼收并用的方针。咸丰十一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
曾国藩在其一生的活动中，从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中吸收了不少思想用于行政和为人处世。例如，他在湖南举办团练时，就吸取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想，作为残酷镇压农民群众反抗活动的理论根据；他在统治阶级中受到排挤时，就吸取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动“推让少许权利”，以解除清政府的疑忌。结果，他在这两件事上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湖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广西，使他无立足之地，更难以取得以后的成功，即使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他也未必能“保全末路”，这对他来说可谓受益匪浅。
由于以上这些特点，曾国藩常常受到一些正统理学家的“讥议”。清朝末年有位学者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之所讲论者，其终身所得，‘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耳。”又说：“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必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湘乡讥程朱为隘，吾正病其未脱乡愿之见耳。”显然，这位独尊程朱的道学先生是不承认曾国藩为理学家的。这固然反映了程朱学派的门户之见，而同时也反映出曾国藩的治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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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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