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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三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1980年代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1000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记者：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是谨慎，说不要创造，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记者：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19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笼统地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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