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整理出版一些具有文化战略意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利国利民的大型项目。如中华古籍流失海外严重,许多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郑振铎语)的状况不能继续延续,因此,有必要将中国流失海外的古籍善本系统地整理出版,组织“中国流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出版工程”先整理出版目录,后刊印出版。还要举全国之力组织编纂《中华医药典籍》,使中医古籍正本清源。这些大工程对文化建设意义很大,国家不搞,个人捷足先登,质量无保证,有可能误导读者,我们无颜面对子孙!
三、坚持质量第一,实施古籍整理出版精品工程。古籍整理与出版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子孙后代的大事,我们要吸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刻古书而古书亡”的教训,对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质量要格外重视。在出版资助方面要注重整理者的水准是否高,学风是否严谨,选用的版本是否权威,整理的形式和方法是否有创新,整理的成果是否代表这个时代、这个阶段的最高水平?在出版方面,要注重出版社是否有较强的学术判断力和识别力,有没有较强的古籍整理编辑能力,编校质量是否能达到一流的水平?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古籍整理出版质量管理,杜绝学术和出版浮躁之风,牢固树立严谨求真和质量第一的意识。今年我们已对2009年度古籍整理资助项目进行抽样检查,在30个项目中发现5种不合格,目前已将意见反馈出版社,核实后,对出版质量不合格的出版社将在媒体上曝光,责令其销毁,要求其修改,质量合格后再出版。达不到要求的,资助款全部收回。如连续出版2种不合格品的出版社,将取消其资助资格。对由于作者原因导致质量低劣的,作者将被记录在案。今年将对所有资助的项目进行质量检查,对出版质量好的出版社给与表彰。另一个措施,发动社会力量,由读者进行举报,核实后曝光,让质量低劣的图书无处藏身。质量是出版的生命,管理要长抓不懈!
加强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水平,还需要培养一支专业素质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在这方面我们已有了长期计划。除每年的短期青年编辑培训班外,还要与高校古籍研究机构合作,有针对地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四、强化管理,做好古籍资助评审工作。国家财政每年拿出2000万,这对于我们古籍出版事业是巨大的支持,同时,我们感到责任重大。管好钱,用好钱,出版高质量的古籍整理项目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去年古籍办回到总署后,我们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补贴评审办法》,由于加强了管理,2009年资助项目完成率达到88%,抽样检查的质量合格率为83%,新闻出版总署委托的中介机构在对古籍经费的绩效考核中给予了较高评价。今年在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对《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办法》进行了一些改进:一是强调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指导作用,重视项目的规划性,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挂钩,不搞零敲细打,不搞扶贫和平均分配,坚决杜绝个人同时担纲多种大而不当项目的现象。二是强调项目的公益性,对于市场效益好的不予补贴。三是强调项目的挖掘、整理和保护意义,以及文化传承价值和积累价值。四是强调项目的质量要求,坚持扶持精品。为确保质量和完成进度,特别要求所有申报项目必须有样稿和合同,坚决杜绝空手套白狼的现象发生。五是强调评审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评审工作将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学术专家的学术质量把关阶段,另一个是出版专家的成本把关阶段,两者相互衔接、相互制约,使评审和资金资助更加科学合理。六是严格的回避制度,自己有项目或自己的直系亲属有项目的专家不得担当评审委员,每年改选三分之一专家,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原则。
五、加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古籍保存、传播和使用发挥了巨大效用,它使古籍的传播速度加强,传播群体使用效率大大提高,而古籍数字化更是古籍整理发展的必然方向,它对于学术研究,公共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通过互联网对外弘扬传统文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加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都有大型中国古籍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数据库目前搞得较好,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数据库也委托给他们。目前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