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杨天石在书中提供第一手史料以及张学良的回忆，指出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而非如教科书上一贯所言是蒋介石的指示。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沈阳的战事。在以后的抗战中，蒋介石还时不时在日记中警惕自己：“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1938年12月16日)张学良为何“不抵抗”，一是对日本侵华野心估计不足，策略失误；二是张的判断，对日作战“打不胜”，不能打，这可以说是甲午开战后的失败阴影。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张学良的关东军退出东三省，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说明他默认并且赞成张学良的处理方针。之所以默认，其深层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在香港的大批政要和学者，未能搭乘政府派遣的飞机回重庆。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伟“飞机抢运洋狗”事件，引发打倒孔祥熙运动。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杨天石教授澄清了其中的谎言。原来这次学潮是《大公报》刊发的不实报道引发的。“逃难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和洋狗”，就是这一句话，引来轩然大波。王芸生所写的《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论，“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因日军轰炸，电话不通，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在敌机即将来袭的情况下，未能接到要离港政要和学人，飞机所装箱笼是中央银行的公物，洋狗是美国技师的。孔令伟不是离港人员，是重庆接机人员。再看蒋介石对此持何种态度。1942年1月9日日记中不无怨愤地写道：“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令蒋介石忧愤的是，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糊涂散漫，“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

　　此事为战时国民政府发出了警讯，而蒋介石不以此为契机，整治腐败，重修内政，反而“对各大学共党恶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与教授应彻底整顿”。(1942年1月23日)国民党的腐败自此日益加深，逐渐病入膏肓。

　　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解读，可用这样来概括：剔除妖魔化的历史歪曲，还原历史真相；剔除“内战时期的情绪”，重新审视蒋介石的一生。真实的蒋介石，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有功有过”，他的功过是非，并非盖棺论定，显然会吸引历史学家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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