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唐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开放的民族文化意识自然滋生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华夷一家”在玄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玄宗“我国家统一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元风既同，群物兹遂”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唐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发展程度。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民族的爱戴，他们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成为包括西域在内的各民族的“可汗”，中华一统的局面由此达到新的高度，影响深远。
文化认同与唐朝治理西域的正确政策，共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同存共生的良好局面。大量中原民众、商人、求法僧人、文人志士等到达西域，与西域民族杂居相处，在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领域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不仅在战略上阻绝了“南羌北交”，致使“西北边患，荡然一清”，而且西域由汉代以来单纯的军事防御地区变为社会相对稳定的区域，成为大唐文明向中亚的自然延伸的地域。由此，唐朝出现了“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旧唐书·地理一》）的盛世局面。直到安史之乱后，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的向心力仍然不减，充分反映了唐王朝治理西域的文化认同政策的长效性。
（作者单位：新疆石河子大学屯垦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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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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