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学诚法师：法显大师对当今佛教的启迪 |
 |
时间：2010-9-20 11:26:58 来源：不详
|
|
|
了这条漫漫求法之路。在经历无数的磨难之后，历时十四年，大师终于满载而归，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从海路返回祖国，实现了西行誓愿。在返回后的第四年，即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大师受到庐山慧远大师的邀请，前往扬州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一起翻译大众部四十卷的《摩诃僧祇律》。
在大师出发前往西域的第二年，即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大师便来到长安，在随后十三年的时间里，罗什大师总共翻译380余卷佛经，其数量之巨，除了后来居上的玄奘大师，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无人能及。因当时佛教需求使然，罗什大师亦极重视戒律的翻译，在来长安之后的第三年，即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便与弗若多罗开始翻译萨婆多部六十一卷本《十诵律》，并于弘始八年（公元406年）翻译完成。此外，法显大师归国前夕的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北天竺僧人佛陀耶舍译出了另外一部重要律典，即昙无德部《四分律》。另外，大师归国十年后，即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他从师子国带回的《弥沙塞律》，即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也由佛陀什与智胜共同译出。
这样一来，短短二十年间，印度佛教上座部的五部加上大众部共六部戒律中就有四部翻译完成，极大地填补了中国佛教戒律残缺不全的状况，这也为随后南北朝时期佛教走向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部律典里面，有两部都与法显大师有直接的关联，一部是《摩诃僧祇律》，一部是《弥沙塞律》。前者是大师从天竺取得，并亲自参与翻译的；后者是大师从师子国取得，由他人翻译的。在唐代以前，《摩诃僧祇律》在北方影响甚巨，《十诵律》则在江南较普及。唐代以后，因为道宣律师的著述与弘扬，《四分律》渐渐成为汉地最通行的戒律。
法显大师对于汉地佛教戒律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将被后人永远铭记。这不单单是因为大师从天竺和师子国取来了两部重要的律典，并参与了其中一部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大师那种对佛教的忧患意识、“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以及对时代需求的高度敏感性。正是这样的精神和智慧，让大师在人生花甲之年，尚能做出西行求法如此重大的决定，从而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二、纠义理之偏，开启佛法兴盛源泉
法显大师西行求得的戒律，对于僧团能够健康存活于汉地，从而使佛教在中土扎根起到了莫大的促进作用，但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还不止此。大师求得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与《杂阿毗昙心论》，对于当时佛教界义理上的偏失，亦发挥了有益的弥补作用，同时也为开启一个崭新的佛教义理时代，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汉地的佛教源自于天竺及西域诸国，因此在初始阶段受天竺及西域诸国的影响甚巨。公元一世纪，在佛教刚开始传入汉地的时候，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因此来自天竺的僧人如迦叶摩腾、竺法兰，以及来自安息国的僧人如安世高等，所翻译的经典多为小乘经典。但到了公元二世纪中叶之后，大乘般若空宗逐渐兴起，这在前来汉地的西域僧人所翻译的经典中便有所体现。最突出的莫过于来自月氏国的僧人支谶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该经中所阐发的缘起性空思想，对随后汉地佛教义学的兴起，可以说影响甚巨。被称为汉地“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便是因《道行般若经》在翻译上存在缺憾而发愿前往西域求经的。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经过艰苦的跋涉，终于在于阗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由他的弟子弗如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