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洗完出来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倒马桶。每个监舍都会安排值日生，轮流打扫卫生，倒马桶、扫地等等。溥仪一听说要倒马桶就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长注意到了溥仪的情况，发话说值日的事情溥仪就免了吧。溥仪才长吁一口气，就像大赦了他一样。

　　“没有精神”是管教罗凤臣回忆时对溥仪最深的印象。“你看他晃荡晃荡，跟个傻子似的。不像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做皇上的时候那么精神，”罗凤臣回忆道，“其实当皇上的时候也是傀儡，也不是那么精神。他非常孤立，原来大伙都围绕他，现在都不理他了，大臣也不是大臣、下属也不是下属、侄也不是侄，就他一个人被完全孤立了，所以那个阶段的溥仪是非常苦恼的。”

　　被嘲笑、受歧视、被孤立、碰钉子，这是40岁的溥仪从未遭受过的。大多数时候，溥仪选择了沉默，与舍友不说话，与族人也不说话，有的时候受了一肚子气，被逼急了的时候，还有他实施“报复”的方式——占马桶。

　　“他也会使点坏，坐在马桶上不起来。他的那味儿太大，别人受不了。别人要用马桶他也不让、占着，”管

教刘家常回忆，“别人白天不是说他坏话吗，他还击不上来；别人不是讽刺他吗，他不吱声憋气。到了晚上我熏死你们。”

　　离婚

　　1955年4月16日，早晨，中国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夫人郑英顺刚出家门准备上班，就在门口碰到了一个裹着头巾，挎着包袱的农村中年妇女。

　　“我就问她你找谁呀？”郑英顺回忆说，“她说她找溥仪，是溥仪的妻子。”

　　李玉琴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1943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伪满洲国的“皇宫” 中，并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封为“福贵人”，成为溥仪的第四位妻子。1945年，日本投降，李玉琴被溥仪留在了大栗子沟，后几经辗转，一直在北京生活。 1950年以后，李玉琴经多方打听得知溥仪被关押在抚顺，立刻筹措路费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分别10年的溥仪。

　　抚顺战犯所经过请示上级，特别批准在所内辟出一个单间，用两张单人床拼起一张双人床，专门供探望期间溥仪与李玉琴居住。战犯管理所的管教意

图用溥仪这段最后的婚姻，帮助他改造。

　　“看到溥仪，李玉琴还是吃了一惊。”负责安排李玉琴接待的郑英顺回忆说，“已经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她的想象中，当年这个康德皇帝是很年轻、很英俊、很帅气的一个年轻皇帝；而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糟老头。背也有点驼了，说话也好像比较笨重了。”

　　“而且呢，还有一些细节也让李玉琴感觉到了距离。比如她带来了一些糖果，溥仪一看到糖果，也许挺长时间没有吃过，赶快就拿过来掰开塞到自己嘴里，也不说另外掰一块，说玉琴你也吃一块，所以这些都让李玉琴的心里起了一些变化。她会在一些细节上非常关注这些事情，结果她觉得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好像眼前这个人呢，不是她当年的丈夫，有了距离、比较生疏了；也不像当年那样好像非常的有为，而是比较老态龙钟的样子了。”

　　此后，李玉琴后又多次来到战犯管理所，但与溥仪之间的夫妻关系却每况愈下，而溥仪释放的日期又遥不可知。最终，李玉琴提出了离婚请求。1957年5月20日，河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裁定准许离婚。

　　“离婚

对溥仪的打击非常大，”管教刘家常回忆说，“原本在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奔头，还有一个希望，现在连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人变得非常消沉。”

　　特赦

　　1959年，12月底，北京。

　　高中生金毓嶂放学回家见到自己从未谋面的伯父时，觉得伯父看上去像一个老实人。

　　“戴一棉帽子，穿一身棉裤棉袄，就是劳改制式的服装，”金毓嶂回忆到，“跟我们握手特别有劲，刚回来的时候身体还是可以的，而且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我就叫他伯父。哪里会再提以前的那套！都是以亲戚相称，他是我的伯父，我是他的侄子。”

　　一周前，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的“编号981”突然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特赦令，即日释放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