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条件。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唐代所生的公主中再嫁、三嫁者甚多。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再嫁者就有23人，三嫁者也有4人。上有天堂，下有李唐，水银河估计生活在唐朝的广大妇女同胞们一定会这么说。在男人失去提出离婚的专利权的唐朝，女人第一次有了对婚姻说不的权力，第一次可以和丈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一次可以仰首挺胸对别人说自己要离婚，于是乎离婚率一下子高了起来。据史实记录，唐朝离婚还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色衰爱驰、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轻出妻者。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但另一方面，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事。这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


　　婚姻限制的相对宽松、贞节观念的淡化也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社会风气的相对下降。唐代上层社

会的男子中，较普遍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多偶制。皇帝嫔妃如云，成百上千；贵族达官也借种种口实，广置妻妾。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除纳妾之外，士大夫阶层还有狎妓的乐子。与男子的纳妾嫖妓、寻花问柳相对应，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也常演出许多蓄养情人、婚外私通的艳事来。以武则天为例，早在她作太宗才人时，就与太子李治发生了暧昧关系，当皇帝后，更广置面首，大选美少年为内侍。《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昼梦与国忠交而孕，后生男名助。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时人无不高笑也。”梦中有孕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杨国忠对妻子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怪罪，反而为其开脱，这除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外，只能说夫妻间有一种不相禁忌的默契。


　　上梁不正，下梁自然也就歪了。唐朝的妇女私奔、私通之类的花边新闻，几乎天天都有，层出不穷。唐代的笔记小说在这方面为提供了许多例子。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仅为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也并不十分严格，女子在“不相禁忌”的形势下，同样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婚外偷

情的自由。就像广告说的那样，做女人真的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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