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工作”，“这在其他东洋国家是不可能的。她们的举止虽然端庄矜持，同时又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这种状态只有在男女权利平等的关系里才有可能出现。”

在女性地位这一点上给予日本很高评价的观察家们，当然不是站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的立场上来评价日本的。如果以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判的话，仅依据日本女性地位要比亚洲各国高这一点绝对不是值得肯定的。如前所述，觉得日本妇女生活悲惨的观察家也为数不少，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按照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定的。莫尔斯“从很多的地方意识到妇女地位之卑微，比如在乘马车或是人力车的时候，丈夫总是站在妻子前面；走路的时候，妻子在丈夫身后至少四五英尺远的地方跟着”。换言之，与张伯伦一样，莫尔斯对女人隶属于男人的这一事实感到很心痛。他感到“在我们国家非常平常的对妇女的谦让、礼让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也正如卡廷迪克说的那样，“日本人不知道要对妇人殷勤这回事”。

张伯伦记述道:“可以说日本的女性终其一生都被当成婴儿来对待”。这恐怕是在与欧美女性——有着独立人格，拥有与男人同等资格参与社会活动——相对照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皮埃罗·洛蒂将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描绘成“不正经的”、“在人生最严肃的时刻也会笑”的“弹簧玩偶”。在强调她们的“脑髓重量轻”和“狡猾娇媚的眼睛”时，他所说的跟张伯伦并没有多大差别。张伯伦严厉批评洛蒂在《菊花》以及《秋天的日本》中，仅仅“以自我为中心、以没有同情心的态度”去描写日本，根本没有抓住日本原貌。洛蒂本人在1901年再度访问日本后，他看待日本的视角有了很大的改变，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十五年前无法理解的日本少女的魅力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但是女人们举止轻佻，“一生都被当做婴儿对待”或者像是只知道笑的愚蠢玩偶也是很自然、没有办法的事。

洛蒂明治十八年（1885）在长崎与一日本少女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生活”。其实那只是用钱买来的同居生活。日本门户开放后，有不少父母在条约港（treatyport）想把自己的女儿卖给外国人做妾。通过乔治·史密斯的记述，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当地有两名最先到来的传教士，自他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天起，登门拜访的父母络绎不绝，目的是希望收留自己的女儿，然后每月收取一定的同居费。”洛蒂对这种“婚姻”早已感到厌

烦。对方是没有任何“思想”的玩偶，而且“玩偶”脱光了衣服只剩下瘦弱的身体，他想到了逃跑。明治二十年代两度访日的奥地利美术研究专家菲希尔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与洛蒂几乎相同的记录。有一个德国人，这里暂且把他称做库尔特吧。他在日本居住了七年，并与日本女人生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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