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基于这种平等意识，飞鸟朝廷开始审视其认为“不雅”而近于蔑称的“倭”之国号。圣德太子一生礼佛，但他最为服膺的是儒学典籍《论语》，他从其中撷出“和为贵”一句，作为其“宪法十七条”的首款。“和”的音读“wa”，和“倭”完全一致，而其释义有“柔软”一项，日人训读为“”(yawaragi)，也和“倭”义相同，于是就被拈出替代“倭”字，成为新的国号。“大和”成了“大倭”的新表记汉字，“邪马台”的汉字表记也被“大和”替代，但保持其“Yamato”的训读。从《论语》而来的“和”字，于是成了日本的标志。


　　差不多与此同时，从“日出之国”引申而出的“日本”开始成为正式的对外国号，并最迟在《日本书纪》成书的八世纪初开始广泛流行。盛唐张守节在723年撰成的《史记正义》里提到：“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应该有所本。2004年在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铭，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称井氏母国为“国号日本”。很显然，新国号“日本”最晚在八世纪初已经被大唐王朝正式接受。


　　从“倭”

到“和”，因此成为古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赵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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