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长编体巨著的成功，也深刻影响了南宋及以后的中国史学。南宋陈傅良的《建隆编》、阙名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宋九朝编年备要》，都是《长编》影响下的产物。所以，长编体成了封建社会后期很受重视的史书体裁，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从研究角度看，长编体史书记事详瞻，资料丰富，“一代之书（资料）尽荟于此”，可谓包罗齐备。《长编》、《会编》、《要录》尤其如此，故而成为研究宋代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文献，尽管后人重编、续编宋朝《通鉴》颇多，但没有哪个能代替这三部巨著。 

    从资料利用角度看。长编体名著皆考证异同，周密精审。如本文第二节所论，宋代史料因为各方面原因，真实性大打折扣，稍有不慎，即有谬信之虞。但长编体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实录、正史未必尽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关键强调史家之高鉴慎择，综合考证。李焘、李心传等人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对许多问题提供了看法，廓清了许多材料的来龙去脉，使真伪虚实毕现于读者面前，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揭示历史规律扫清了障碍。即使我们读其书而不同意其结论，也仍可作进一步研究。因为他们在长编体的原则下，将矛盾歧异的资料附于注文之中，我们完全可以“据以求其是”。所以，长编体给后人提供了驰骋的广阔天地。 

    就学风而言，长编体的创立和实践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长编体史家旨在给人们提供信史，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好恶有别，但还是尽量保存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虽有褒贬，却并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书，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献，比起那些空洞无物、议论至上，只给结论而不重实据的史书，更为耐读，更有反复研究的价值。总之，长编体的尝试和成功，昭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真理，亦即：史学家必须与时俱进，为研究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表述方式；尤其是给人们提供了编著当代史的成功经验。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不愧为一代优秀的有创造性的史学家，他们利用长编体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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