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两汉全书》体现了编纂者精益求精的治学风范。古籍整理是一项颇费学术功力，讲究谨严认真的艰苦工作。整理现存两汉文献，则更有其特有的难度，有的著作历代流传版本繁多歧说并存，有的著作学者关注较少文字多有衍夺误导，为此，《两汉全书》的编纂者在选定底本、辑补佚文、校勘文字、标点断句、撰写小传与解题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例如，陆贾《新语》是西汉初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均有著录。整理者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间桐乡令李廷梧刻本为底本，“校以《子汇》本及程荣《汉魏丛书》本、《两京遗编》本，参考唐晏《新语注释》、今人王利器《新语校注》，采择杂纂、类书所引及古选本文字，整理入编”（《全书》第1册），于不足12000字的原文中，列出有关删、补、改的校语116条，且对所附七段《新语》佚文加以按语说明，行文简要，兼采众长，堪称目前最佳的陆贾《新语》文本。另外，《两汉全书》收录有两汉谶纬文献、两汉石刻文献，附编有两汉简帛文献，其编纂者既有统观汉代谶纬、石刻、简帛文献的学术视野，又具有上述专门之学的深厚素养，其成果别有一番新的气象。

    总之，《两汉全书》是一部规模空前、总括汉代现存文献的大型断代文献集成，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又一重大成果。同时，《两汉全书》的成功经验，亦将在编纂其他朝代大型断代文献集成的工作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韩格平：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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