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有一段时间，被关在牛棚里白天扫大街，晚上不能回家。他曾回忆说:“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后来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吃大量的安眠药，完全像一个废人。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恢复了名誉，担任了很多职务，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但他最想做的是写出一个好剧本。在他的内心，他始终是一个剧作家，他的头脑就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一刻不停地转，我爸爸这一生从来感受不到“知足常乐”和“随遇而安”的心境。晚年的日子里，他一直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这种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种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慰藉。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直到他生病住院，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才一点点放弃了他的痛苦，放弃了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写作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我当初应该当个老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他常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没有系统地看书。偶尔他会谈起他年轻时怎样写作，写得怎样酣畅，就像讲一个他做过的诱人的美梦。

    当年我爸爸写出《雷雨》之后，给了他的好朋友、中学同学章靳以。当时章靳以、郑振铎和巴金一起在办《文学季刊》。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大约因为我爸爸和他的关系太近了，反而觉得不好讲话。我曾问过我爸爸:你为什么不问问呢？他说:“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一年后，巴金伯伯看到了《雷雨》，读过后立刻决定在《文学季刊》上发表。我爸爸年轻时是那么的自信，而晚年，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我劝他不要想了，我说这不是你的事。“怎么讲？”他问我。我说出看法，“你写了剧本，尽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他又问。

    “你说呢？”我反问他。

    他没有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是有答案的。

    他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又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