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此种改进,只能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是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而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展。现在我们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回头再来看,更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岂不正是显示出了经济发展而文化萎缩以至趋于消灭的危险吗?这些现象的出现,应该说都与前一阶段否定传统文化,导致国民普遍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更缺乏应有的温情和敬意有关。如何帮助人们建立起这种温情和敬意,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
从传承中华文化的目的出发,先父注重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精神;他毕生的著述,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学生和社会民众的讲话。他曾说,在文化中不能没有读书做学问的人,然而若谈文化问题,连不读书人的一般生活趋向都须顾及;中国古人亦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注意到不读书不做学问人如何做人和生活的问题。“今日谈文化问题,自亦该注意到此,不该以专家学者自限”(《中国学术通义·我对于中国文化的展望》)。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体制和思想的影响,在国学的研究中发展了专业化、职业化的倾向。现在我们都在谈迎接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此刻来重温这段话,注意不以专家学者自限,关注不读书不做学问人如何做人和生活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我个人缺乏学习和研究,不敢奢谈先父学术,以上所说只是读他书的一点感受。说这些,也是表达自己的心迹,要继承先父遗志,学习先父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编后:此文系作者于2010年10月22日在台北素书楼举行的纪念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逝世20年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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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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