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士虽然仍具有等级特征，但逐渐演变成社会上的一个阶层。战国时期，争霸兼并战争频仍，列国多以得士为荣。在儒家经典中“士”多次被提及，如《论语》中，孔门弟子子贡、子路都问过“何如斯可谓之士矣”这个问题。孔子在回答子贡的提问时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作为士的最高标准，对于子路，则以“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对其予以勉励。作为孔门弟子，儒家思想最得力的继承人与传播者，曾子提出的为士标准最为后人称道，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在儒家眼里，士是理想人格的典型楷模与儒家社会理想的坚定执行者。
曾子认为，要想成为士，必须具有两种涵养，即“弘”和“毅”。关于这两个字的解释，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谓：“弘，宽广也。毅，强忍也。”朱熹又在《朱子语类》中说：“所谓‘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宽大，容受得人，须是容受得许多众理。若执著一见，便自以为是，他说更入不得，便是滞于一隅，如何得弘？须是容受轧捺得众理，方得。”“毅是立脚处坚忍强厉，担负得去底意。”这就是说，作为士人，应该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更有容物之量；不偏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目光远大，见识高超。这是弘的含义。但仅是这样还不行，还应该坚毅、果敢并具有超强的忍耐力，即苏轼在《晁错论》中所谓：“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弘”与“毅”两者不能偏颇，相互统一，缺一不可。朱熹谓之“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且引程子的话解释道：“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四书章句集注》)
那么，作为士人，为何要具有这两种素质禀性呢？这是由士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儒家思想的主体是“仁”， 儒家经典中记载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仁”的探讨，其终极目标是实现身修的人格塑造与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社会政治，这种理想目标的实现，若非弘毅之士，实难做到。《四书章句集注》谓：“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士人以“仁”为己任，即当有“宇宙内事是己份内事，己份内事是宇宙内事”(陆九渊《象山集》)的担当意识，有事不避难、“临大节而不可夺”，甚至 “见危致命”、“杀身成仁”、“死而后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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