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前面那篇文章指出：“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钜。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张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成就了汉唐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跟 “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赵普是辅佐赵匡胤拿下江山的开国元勋，相传他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李衡撰、龚昱编《乐菴语录》卷5），另一句是“道理最大”（沈括《续笔谈十一篇》）。赵普的两句话，加上赵匡胤的“不杀士大夫”，君臣两人说的这三句话对两宋道学的兴起与发展产生过作用吗？如果产生过，这种作用能否从制度层面来界定呢？如果能，又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倘若历史—思想史进路解答好了这些问题，既让抽象的格言“下乡”到历史中间，又让具体的故事“上山”到思想高度，未来的宋学研究定将长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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