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属承上而这样断句，不能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因为它强调的是对“民”的引导。在句式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该与之相同，既然这里不可能是教君如何愚民，那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应该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楚简中所谓的“道”与《泰伯》中的“由”相对应，“道”即是“由”之意。这里，我们看不到孔子有任何愚民的思想，相反却看到了孔子教民、爱民、以民为本的思想。

　　孔子爱民，主张对“民”采取进行教化的态度，如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治理大国，应当恭敬从事，诚信无欺，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征用劳动力应当不违农时，由此可见孔子具有爱民之心，强调国家在使用民力时要照顾到百姓的生产生活。孔子还主张藏富于民，主张在富裕的基础上对民众进行教化。透过《论语》等典籍中孔门师徒的问答，处处可见孔子对民众的关爱，这与所谓“愚民”丝毫都不搭界。

　　诚然，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孔子基于对民情、民性的认识而提出的。在孔子看来，君子治理百姓的前提是要做到知民情、懂民性，即要了解百姓疾苦，从百姓实际出发，由此制定的国家政策才能得到百姓拥护。如果执政者想为民所想，急为民所急，百姓自然会听从其命令；相反，如果背离百姓意愿，则会招致百姓的怨恨，即便表面上顺从，内心也将产生憎恨，长此以往，必将产生邪僻行为，最终导致国家的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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