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与抗清的士人也经历了由抗争到调适的心态历程。康熙元年，四月，桂王朱由榔为吴三桂所缢杀；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逝；九月，鲁王朱以海死于金门。这一年黄宗羲（1610—1695）53岁，始著《明夷待访录》，由矢志抗清转而于著述讲学。清廷曾多次诏征，黄宗羲始终未出仕。康熙十八年，明史馆开，考虑由他人执笔，效果可能会更不理想，黄宗羲权衡得失，还是嘱托其弟子万斯同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身份修史。万斯同以“录前代之理乱，酌古今之得失，定一代之规模，建万世之长策，以承天心而拯斯民”的经世志向，北上入馆修史，直至病逝。用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履践了其师黄宗羲的托付，“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明清易代，对于有着“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的中断。围绕“治统”与“道统”的合法性问题，清政权不断调整政策，在政治上宣示其“得统之正”，在文化上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清王朝在汉化进程中，追求王朝认同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由于王朝认同的成功，有助于化解士人对其观感，并调适其对清王朝的认同。与此同时，士人也以存道为己任，用文化改造异族，不断界定调适身份认同。换言之，士人之身份认同既有迫于无奈者，也有对清朝改变观感者。清政权与士人之间最终寻求到一种平衡。士人群体以存史、存道为己任，形成与清政权合作的基础。在修史存道的过程中，对文化的认同，超越了易代，也使得士人与清政权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清政权以承认汉文化为前提，凝聚了不同类型的汉人，弥补了满汉差异，避免了元代由于汉化迟滞而早衰的结局，迎来了清代盛世景象。

　　身份认同实质是一种历史过程，反映的应是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事件的偶然性，促使士人必须重新界定身份认同。清初士人在不断变换的情境中调整、界定身份认同。士人群体通过灵活多变的角色定位，来应对变动时期的危机社会。在社会变动时期，原有的社会理念并不重要，如何做能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才是士人真正关心的事情。而这种地方认同最终被国家所操纵，成为新王朝统治秩序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士人灵活多变的应对机制，使得士人群体无论在城市、市镇或者乡村，都仍旧维持了支配力量。士人群体对政权的认同是地方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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