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11》史料详实,构思精妙,行文畅达,文采出众。在史料的占有上,《中国1911》较之以往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其中包括对新史料的运用以及对旧史料的重新解读。比如:以前曾有一些论文或言论,对同盟会和武汉革命党人即狭义辛亥革命的发动者,这两者的关系,认为疏离甚至对立,或以为孙中山先生对武昌首义并无指挥关系,但伍立杨从辛亥革命志士熊秉坤的回忆录中,客观地印证了孙中山先生对于辛亥革命以及武昌起义的精神领袖的地位。伍立杨还通过对旧史料的新解读,得出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之间关系的新结论。
辛亥革命亲历者万耀煌的《辛亥首义答客问》和张任民的《我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忆述》,则是最新运用的史料,这一类材料在2010年以前出版的辛亥革命著作中尚未见到征引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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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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