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问的目的，基本都是为了应对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为了探讨家国天下的“经济之道”。先秦诸子的学问，就是经天纬地的大学问、济世安民的真学问。他们做学问，不曾把自己置身于世道之外，去追求所谓“纯粹的学问”，而是自觉地把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影响或改造所处的时代，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不惜给自己压上一副沉重的担子。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承担意识”、“使命意识”，莫不来源于此。如果我们说，广义的先秦诸子之学，是我们传统学术的基石与经典；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时承认，“经世致用”既是构建传统学术体系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也是学术精髓与学术宗旨之所在。
在“经世致用”的历史定位方面，我们同样不应该“数典忘祖”。以孔子、孟子、荀子为杰出代表的先秦儒学，本来就是充满着“入世”、“救世”情怀的学派。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世，整理古代典籍、推行社会教育、实际从政、周游列国以宣传其政见，到了“席不暇暖”的程度，无一不是为了改变社会动乱的局面。孔子的经世致用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当时人形容他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对此形容的反应是“欣然笑曰：‘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魏晋之际的学者王肃对此有个注解：“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正文及注引王肃之说）明知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秩序，很难在现实中得以建立，依然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其实，这就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卷七《宪问》）精神的历史内涵。
孟子的“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仁政”之说，对“独夫”暴君的批判，对“重民”思想的强调，同样是鲜明的“经世致用”之学。
荀子的“经世致用”色彩，比孔孟更具有务实的色彩。对此，白奚先生有很好的分析：“荀子则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来吸收法治的思想，提出了以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模式理论。……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等于为儒家的政治理论进行了一次大换血，使之活力大增。经荀子改造之后的儒家学说最适合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采用的指导思想。”（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2—283页）荀子对于经世致用的强调，已经到了不避讳功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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