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后面，一个人的能力敌不过千百万人。他对各种看法都听，但是从来不回应。有时，讨论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他说，这本书是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整理的。日本著名学者池田知久曾告诉他，这本书自己买了三部，“一本放到研究室，一本放在书房，一本留起来”。正是这批郭店简，为老子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证明了《老子》一书成书早于战国；其中的《性自命出》、《语丛》等篇填补了孔子和孟子之间早期儒家的思想空白，为“思孟学派”的研究贡献了宝贵材料。
不断出土的简帛，不仅提供了与传世文献有差异的不同版本，可以为校勘提供材料；而且包含佚书和大量历史档案，为研究者们贡献了细化、深化先秦至魏晋时期学术研究的宝贵材料。一些此前未见的材料，甚至提供了填补学术史空白、解决“历史疑案”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简帛学的负责人、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告诉记者，研究战国秦汉魏晋史不能也不可能离开简帛学，但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在对二者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20世纪在这方面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大体都如此。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运用简帛材料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任何根据简帛材料来研究新课题或深化老课题的学者，必须建立在对简帛材料、文献材料、学术史几个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舍弃或不重视简帛材料显然是错误的。在历史学的研究层次上，简帛属于基础史料，其材料的零散性决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证史与补史，要使简帛史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功能，还应充分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特别是要与一定的历史理论、方法相结合。没有一定的科学理论、方法，就无法有效地驾驭、分析史料。因此史学工作者在运用简帛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还应注重根据本学科的具体情况，掌握理论工具，提出新课题，开拓新领域，使简帛材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
新材料令人眼花缭乱。这是简帛研究学者们面对的现实之一，在这个“发见时代”，材料多得令人看不过来。一位学者感叹，不希望材料一下子都出来，有节奏地分批出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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