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汪纪明：学科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
时间：2011-11-22 16:48:21 来源：不详
|
|
|
到议事日程。1951年，老舍、蔡仪、王瑶等根据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的决定，拟定《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1957年，教育部审定出版“由高等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游国恩、复旦大学刘大杰、山东大学冯沅君[注: 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现代文学史家、戏曲史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fengyuanjun]、北京大学王瑶、武汉大学刘绶松等教授起草。……最后经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中，第九篇为“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
《大纲》的编写和出版，以权威的姿态呼唤着新的文学史著作的诞生，但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不同取向的文学史书写的可能。它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的规定不仅鲜明的彰显了意识形态的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迄今依然存在的文学史的观念模式。
如果说，纲领性的《草案》确立了新中国初期现代文学学科基本的政治性规范，那么，两部教学大纲，则通过对具体的教学活动乃至教材的编写的“指导”，将此种规范进一步的具体化和学理化，并由此完成了对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基本学科性质和走向的规范。同时，《大纲》事实上质疑并否认了民国时期相关著述直接进入高等教育课程教育序列的“合法性”，这样，新中国之后出版、“草就”的王瑶《史稿》成为新中国初期被广泛采用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材，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以培养直接服务社会的“文艺和文教干部”为目标的教育方针和新中国初期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以《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代表的理论文本建立起来的历史演进观念成为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所有历史书写的话语基础和前提，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工具性，也成为文学学科不可置疑的基本律令。1950、1960年代编撰和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主动抑或被动，无论是现代文学史的分期还是文学作家、作品“经典”的确立，乃至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的“资格”和“地位”……，所有这些文学史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内容都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对来自政治的强力规训的顺应和服从的过程中，由包括朱自清《纲要》在内的学人所开创的“注重实证、学以致用”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传统 已然发生了深刻的调整。以由“权威的”描述历史的“新观点”(史观)为指导，以“文艺思想斗争”为主线，着力反映和体现政治要求的现代文学史书写模式开始形成，并迅速成为文学史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路，并在“反右”、“大跃进”乃至“文革”的历史进程中愈行愈远。
重审民国至新中国初期现代文学学科历程，可以发现，几乎从“现代文学”作为一个为人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开始，现代文学史就一直是其学术展开的基本向度，同时，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不仅关乎时代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是时代的“历史观”的反映并受其支配。到1980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政治格局中逐渐松动，学界出现“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研究者之于现代文学的审美眼光得到重新的重视。同时，渐次进入中国的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思潮也开始对中国文学观念、文学史观产生直接的影响。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多元展开的历史阶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