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军志》重视辩证看待和处理战争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强调吊民伐罪，德主兵辅，“有德者不可敌”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主张在战争中知彼知己，适可而止，“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这些均反映了“古司马兵法”在兵学问题上的独到见解。

再如“古司马兵法”、《尚书》均提倡运用大方阵战法，“成列而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逐奔不远，纵绥不及”，“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迟速不过诫命” （参见《司马法·仁本》、《尚书·牧誓》等）。主张在战争善后上，“服而舍人”，“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司马法·仁本》）。这一系列军事原则在指导当时的军事实践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军事思想的构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像《孙子兵法[注: 《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又名《孙子》、《孙子兵书》、《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孙武兵书》等。是中国古代的兵书，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中所说的“围师必阙，穷寇勿迫”等用兵纲领便是从“古司马兵法”相关原则中脱胎而来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西周时期[注: 西周时期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 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后所建立。建都于宗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称东周，所以称这一时期的周朝为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的军事思想，其载体形式主要表现为“军法”，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兵法”。所谓的“军法”与“兵法”的区分，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参见李零《吴孙子发微·前言》，中华书局，1995年版）。“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重点是有关作战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而“军法”则多带有条例和操典的性质，即中国古代以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条例规定，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条规、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它们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围。虽然这中间也包含有具体用兵之法的内容，但是与大量的典章法规成分相比，实属零散和稀少。由于它们是殷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这种“兵法”包容于“军法”之内，未曾独立成为专门军事艺术的情况表明，在西周时期，军事思想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却远远未臻于成熟，而这又是与当时整个军事学术进步的基本状态相适应、相同步的。

西周时期，文献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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