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是代表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水平的标志性成果，是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的基础骨干项目，这一项目的完成极大地推动和支持了文学、历史、哲学、文物考古等各个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从1958年至1978年，历时二十年，守俨先生始终负责并实际主持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这项工程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科学标准。中华书局后来拟订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等诸多项目的点校凡例，全都是在借鉴参考“二十四史”点校凡例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后来由守俨先生领衔，由程毅中、张忱石、许逸民等位参与一起制订的《古籍校点释例》，成了全国各个古籍出版社学习借鉴的样本。二十年间，还在老中青三结合的业务实践中，培养锻炼出了一批中青年古籍整理骨干，各个断代史的专家都有。
守俨先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在运动不断、“左倾”日甚的社会环境里，“家庭出身不好”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历史包袱。为了免遭整肃的噩运，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行事，努力适应新社会的革命秩序。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对西方文化也有一定了解，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理想。他怀着强烈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感，自觉自愿地全身心投入到编辑活动中。这些特质综合在一起，在政治上他是夹着尾巴做人，谨言慎行，沉稳内敛；在工作上他是忠心敬业，恪尽职守。
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业务专长，本可以在唐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点校的《登科记考》、《朝野佥载》和他所发表的《唐代婚姻礼俗考略》等论文足以说明他的知识积累和学术造诣，但是，只要是出版社的任务一下达，只要“二十四史”的工程一上马，他立即心无旁骛地全力以赴。他儒雅淡定，精力不为名利所牵。无论做了多少工作，他从不自夸，从不张扬。他对老年专家的尊敬和热情，对青年才俊的关怀和培养，都源自内心的知识分子情怀，源自深切的同情和了解。他的行事低调、谦和平易是众所周知的。
他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二十年，确实是风风雨雨的二十年。他初参加这项工程的时候，只是一个比较熟悉业务的平头百姓、普通编辑，以至十年动乱中有人要他交代这项工作的来源，他只是“隐约地听说此事颇有来头”；在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他顶多也只是一个“副组长”，甚至在1976年，中华商务临时党委还把他的副组长也撤掉了，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才予以恢复。他什么头衔都可以不要，只要开展工作的权利。可是，他的作用和影响却是巨大的，他是中华书局核心业务的灵魂人物，他的品德和学养令群众真心佩服。改革开放以后，他也只是个副总编辑，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尽管如此，他还是任劳任怨地配合一把手抓好全面工作，包括几次草拟制订全面的古籍整理规划。他真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优秀编辑、一个以身作则凭德业服人的好领导，1988年和1993年，他连续当选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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