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他是“进步派”、“改革家”的证据不胜枚举。他痛恨科举，一生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任直隶总督期间，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直隶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注: 对外贸易亦称“国外贸易” 或“进出口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这种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他在天津修建公园和引进电车电灯，推行西洋字母，进行市政选举，一时引起全世界的注目。1908年，《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袁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是“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1911年，不论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人。甚至直到1913年10月，在宋教仁被刺杀和“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袁世凯，仍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

也许可以这样假设， 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被载入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3年。正是在这3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他对秩序的迷恋

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然而，这种混乱中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袁世凯只看到了混乱，没有看到活力。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人民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发生了错误：“一般人民以国体既改，国民均属平等，于是乎子抗其父，妻抗其夫，属员抵抗长官，军士抵抗统帅，以抵抗命令为平等，以服从命令为奇辱。而政治遂不能收统一之效。”

从打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开始，袁世凯就不断抱怨。他抱怨自己没有权力：“查临时约法[注: 辛亥革命胜利，以孙中山为首,建都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他声称“国家元气凋丧”、“衰弱至极”，在列强包围下危机重重。他认为民国成立之后，人民遭受了“洪水猛兽之奇灾”，而自己则承受着“棘地荆天之痛苦”。（《袁世凯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

一句话，革命后的形势在他眼里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民主共和“办早了”、“办糟了”。当宋教仁开始进行议会斗争，试图进一步架空他的时候，他决定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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