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前国民政府没有进行充分准备，以为只要法官、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所以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因此，审判一开始，中方代表就陷入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这使代表们痛心疾首，又气又急。

为了迅速摆脱困境，中国代表立即分头去盟军总部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等几个部门的档案。日本十几年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作战命令、来往电报等等，难以数计。代表们先是摘抄、翻译、整理出原始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拟出发言材料，为此他们夜以继日。有些罪行，日本档案资料没有记载，只能通过实地调查取得实证。

如为了搜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材料，中国代表专程回国调查，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将此人带到东京出庭作证。经过代表们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中方掌握了大量有力的罪证，这是那些侵华战犯所始料不及的。

审讯板垣时，为他出庭的辩护律师和证人有15人。在涉及到板垣参与“九·一八”事件时，进攻中国的日军联队长岛本作证说：“他那天晚上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熏熏的，回家后就得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报告。

中国检察官当即打断他的话反问：“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结果，岛本被轰下庭去。这个下马威使板垣的辩护班子乱了手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