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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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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2-25 10:49: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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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因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之事。[7]65
王国维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他断言周“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却与周的实际情况不合。看起来，王国维是把某种理想的状态(这种理想的状态，恐怕也是中国历代士大夫梦寐以求的)，加在了周人的头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君》是周公和召公订立的同盟协定，这个协定不仅确立了周召二公“分陕而治[注: 西周王朝建立两年后，周武王劳病而逝，其子周成王年幼，用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和上卿召公奭辅政。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决定分陕而治。]”的政治格局，而且也确立了他们共同完成周“王天下”伟业的政治责任。正是带着这份政治责任，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集团，完成了包括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内，并为周文化乃至全部中国文化奠定其基础的最重要的文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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