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证“经”与以史证“子”(1)_国学文化

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谬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对于这样一部学术著作，蒙文通先生曾盛赞其“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而陈寅恪先生1934年5月16日对杨树达[注: 杨树达（1885～1956）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字遇夫，号积微。有《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金文说》等书。除语言文字学外，杨树达对《汉书》用力极勤，成《汉书窥管》。]先生言《系年》“极精湛”、“至可佩服”，更可谓客观的评论，因为那既是陈寅恪与杨树达的私人谈话，且当时陈寅恪并不认识钱先生。这样看来，钱先生弟子余英时先生称《系年》一书“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便绝非虚誉而是的评了。1978年国内左倾思潮尚未完全解冻，而余先生当年访问大陆时遇到一位先秦史专家，居然能将钱先生《系年》卷首的自序熟读成诵，尤可见此书之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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